刚退役时，突然没有了无休止的训练，没有了残酷的数字竞争，甚至没有了排球，生活就好像突然失去了重心，人处于失重状态，轻飘飘的。晚上常常做梦，梦到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每个女人都是做着梦长大的，就像小时候看童话时，总幻想着自己就是书中的灰姑娘，终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水晶鞋。我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在第一次去国家队报到的火车上，邻铺一个人自称会看手相。于是，我将信将疑地伸过手递给他，问：“那你能帮我看看吗？”他仔细研究了半天后，紧皱着眉头说：“嗯，不错，你一定会美梦成真！”

南京的冬天，有一种特殊的阴冷，尤其是下起小雨时，潮湿的寒气仿佛能直接渗到人的骨头缝里。早上6点20分，准时起床，步行15分钟搭乘校车，再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学校。背着书包，捧着一杯热咖啡走在南京大学的路上，我只是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中极普通的一个，唯一显著的或许只有我1米86的身高。到南大读书的第一年，有一些迎面走来的老师或同学看到我会微微一惊，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个人很面熟，这……是女排的孙玥吗？"这时，我往往也会用微笑作答--的确是我，那个曾经身穿11号球衣、外号叫"小老虎"、爱笑的主攻手。

南京体院有一圈高大的梧桐树，繁茂枝叶掩映下，静卧着一个煤渣铺成的田径场，各个运动队会在这里出操、训练，队员们的脚步声、教练们严厉的喊声，成为这里不变的交响曲。然而在孩子眼里，这也是个可以跑可以跳可以撒欢的好去处，他们亲切叫它"大圆圈"……197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就降生在"大圆圈"旁一个普通的排球家庭。父亲孙锦华是江苏省女排的教练，母亲黄启珍是江苏女排的主攻手，队友和球迷们都称她为"老虎"。我有一个哥哥，叫孙昕，在南京方言的发音里，"昕"读作"星"。星星有了，该给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火车终于到达了北京站。来接我的是陈招娣教练，她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帮我拎行李，这让我紧张的心理多少减轻了一些。我们并没有马上回队里，因为她说还有一个人要接，他乘坐的火车马上就到。我们在站台上等了一会，原来他说的是刚从地方队调上来的李勇教练。

1999年，郎平辞职后，胡进接过帅印。这一年，无论从技术还是经验上来说，我都成了成熟的老将。有一天训练完，胡导找我谈话，他说想让我做新一届国家女排的队长。受到肯定，开心之余，我还是顾虑重重。因为虽然断断续续在国家队待了七年，在场上也经常带头为大家鼓舞士气，但是我从没有做过类似的管理工作，而且自己是很情绪化的一个人，自己都稳不住，怎么能稳定军心呢？不过，胡导的坚定让我不得不相信自己。

我的青春是在运动队里度过的，平时的生活都是围着排球转，所以对"爱情"也就开窍得晚，到了23岁时，才第一次谈恋爱。当时担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的老女排队长孙晋芳，看见我"一把年纪"还整天一个人晃荡，就到处托人给我介绍男朋友。于是，我认识了同行的他。初次见面，我并没对他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记得他很腼腆，不太爱说话，跟赛场上截然不同。由于都比较单纯，我们甚至不知道恋爱该怎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