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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树：由“朋克”而“小资”——“80后”“另类少年”精神状态透视 |
| 一 春树自从一“出道”起，就竖起了一面精神的旗帜——朋克。在《北京娃娃》的扉页介绍里，春树自称“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小说，热爱鲁迅”。将自己的叛逆与一种源自西方文化的亚文化精神传统联系起来，这是在她之前的棉棉未曾做到的，也是韩寒等其他“80后”叛逆少年不具备的。在以后的宣传炒作中，春树被更明确地定位为“80后少年朋克的文化偶像”，成为中国“新新人类”叛逆精神的代言人。 然而，到底什么是“朋克文化”？“朋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这种出现于1970年代的英国、具有显著的工人阶级文化特征并深受黑人音乐影响的亚文化，在20世纪末中国大都市消费文化的语境里是怎样被接受、被转化、被呈现的？17岁的春树是否能担当得起这面旗帜？ 其实，春树从未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朋克”，她不讳言对于“什么是朋克”一知半解，她所定义的“朋克”也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的。虽然骄傲于有一颗“热爱朋克”的“虔诚的心”，但也承认自己还“不够格”，并明白表示“我承认我现在不是朋克，我只是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而已。” 几位春树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亲密的朋友也从未给予春树“朋克”的称谓，尽管他们赞赏春树的叛逆行为里闪耀着某种“朋克”精神的光芒。比如，在沈浩波看来，“朋克精神”与“爱情”、“自由”、“物质的虚荣”一样，是春树在“盲目而奋不顾身”的状态中拼命追求的“一切她认为好的东西”之一种 ；果酱说春树是“那种让我心疼的女孩”，“虽然外表叛逆，并且总是会摆出朋克的姿态，但她根本就没有她表现出的那么强大。” 严峻则直接称：“ 好吧，春树，我祝你永远愤怒，即使你并不是一个朋克。” 尽管如此，“朋克”的旗帜依然在春树的身后飘扬起来了。这之中当然有书商和媒体炒作的因素，但正所谓“畅销书象征着一种成功的社会学实验” ，最初以“北京宝贝”面目引起关注的“北京娃娃”，逐渐被更多人视为“朋克少年”，说明2002年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比起两年前棉棉出版《糖》时更能接受“朋克”这一文化象征符号——那个日渐膨胀的青少年亚文化群体需要这面旗帜，同时它也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导引消费时尚，至于适时打出这面旗帜的春树是否是最具资格的人选，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从《北京娃娃》这本书的炒作来说，以“朋克文化”作为“残酷青春”的内涵底蕴，远比“身体写作”来得更有力更高雅也更安全 。 不过，春树“朋克少年”的面影最初还是有点虚的，真正的“定影”是在2004年2月2日她以一身标准的“朋克”装束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时候。此时，春树在国内的影响已经开始式微，面对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的更年轻更“不吝”的“摇滚小孩”和“写诗的小孩”，20出头的春树已开始感到“变老”、“成为前辈”的压力 。但在此期间，《北京娃娃》据说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球引起轰动”，“成为当年最畅销图书之一” ，春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西方传媒的视野里。不过，也许真正引起以美国《时代周刊》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的，更是那些成群结队冒出来的更“不吝”的年轻小孩，他们似乎正在构成与一个“传统中国”不同的未来人群，春树有幸被选中作为他们的代表。 二 在《时代周刊》的封面照片中，身着黑色皮夹克的春树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正前方，眼神中有些茫然，或用她自己的说法是“无辜”。春树照片的下方是红色和白色组成的醒目标题——“BREAKING OUT”，这个词既可以译成“爆发”也可以译成“呐喊”。下面的小字标题是——“Chinas youth finally dare to be different”——“中国的年轻人终于敢于与众不同了”。封面左下角的小字介绍写着“chunshu, 20, is a high school dropout turned best-selling author”——“春树，20岁，从高中辍学生到畅销书作者”。 在文章的内文标题里，作者以“The New Radicals”（新激进分子）界定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一代”。不过，在整篇文章中，作者经常使用的词汇却是“另类”，而且，对“另类”一词并未采取意译，而是音译为——“linglei”，在将这个词与美国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强调了该词词义在权威辞典解释中的最新变化：“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个词曾经是贬义的，意指品格低劣的流氓。而在今年最新修订的《新华词典》——中国最权威的词典中——对另类的解释则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不再有贬低的含义。” 除了春树以外，作者还采访了韩寒、“朋克摇滚青年”李扬、前“电脑黑客”满舟。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高中辍学，在经过一段叛逆的路程后，以“另类”的姿态和方式重新找到了在社会的位置和生活轨道。 文章以韩寒驾车出行的平凡一天切入，描述了这个年轻的畅销作家高中辍学，发表《三重门》等小说，并在获得一笔颇丰的版税后，驾车周游全国的经历。作者在导语中写道：“年轻的和不安定的另类正在打破着既有的程式和规则寻求着自我的个性解放。但是他们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方式。”通过对这几位“80后一代”人物的采访，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和西方的叛逆青年不同，中国另类的主要方式是表达而非行动。” 同时文章也指出，另类也已成为中国新消费文化的一大增长点，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当这个特殊的群体穿着皮夹克，喝着星巴克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尽管囿于一贯的冷战立场和美国中心主义的观念，《时代周刊》的这篇文章还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中国“80后”一代中“另类”青少年的主要特征，尤其呈现了他们深层的矛盾状态，这些矛盾透过该刊强烈的期待视野被表述得更加富有意味。 首先，为了顺应“冷战”的逻辑，在“中国青年终于敢于与众不同”的“呐喊”声中，春树等几个高中辍学生在标题上被夸大其词地称为“新激进分子”，然而，落实到文章中，则称他们是“另类”，他们的“另类生活”非但没有任何“彻底变革”的“激进”意味，反而是一种“谨慎的选择”，并且很顺利地被正统社会包容。韩寒和春树，一个以小说和文章猛烈抨击教育体制，一个以大胆的“青春自白”骇世惊俗，但他们双双成为名利双收的畅销书作家；“朋克少年”李扬可以在酒吧里演唱摇滚乐，获得收益和名声；“电脑黑客”满舟重新回到了正统的大学教育中——被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破格录取，从“少年黑客”到“网络精英”，是典型的“杀人放火受招安”。而新版《新华字典》对“另类”词义的修正，说明社会不但为“另类”提供了生存空间，也在道德规范层面让他们拥有了合法性。如此这般，“激进”的意味何在？到底是“中国青年终于敢于与众不同了”，还是中国社会终于允许与众不同了？如果是后者，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正统社会”具有了更大的包容度，同时也具备了更强的“收编能力”——这当然也是新闻点，但“叛逆青年”的冲击力还有多大呢？还称得上“爆发”吗？ 其次，顺着西方文化的脉络，《时代》文章将中国的“另类少年”与“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朋克”联系在一起，但经过分析后不得不表示：“和西方的叛逆青年不同，中国另类的主要方式是表达而非行动。” 无论是美国1950年代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还是其后英国的“朋克”，它们的群体出现都显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正统主导文化受到的挑战。其实，它们虽然都属于广义的亚文化（sub-culture）群体，但彼此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属于“反正统文化”（counter-culture），它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明确的反对形式（行动、系统的哲学思想、宣言等），有详尽阐述的供选择的制度（地下报刊、公社、合作社等）。而“朋克” 则是将反抗转变成了“象征性的对抗”，其反抗是通过“奇装异服”等生活方式间接地发出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针对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表达出一种强烈的“不同意”的挑战态度，它们的群体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标志着战后时期一致同意的崩溃” 。 那么，中国的“80后另类青年”是否对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有“不同意”的反抗态度呢？不用说行动，让我们仅仅从表达来看。 在《时代》作者对几位“另类少年”的采访中，只有春树的表达有一些“愤怒”色彩：“我们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交我们想交的朋友。”但这样的“愤怒”太具有抒情性，还有点撒娇的味道。韩寒的表达要成熟得多，口吻里甚至有一种中年人的平静：“在今天的中国，想实现自己的愿望会有许多不同的路。当有这么多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没有理由总是沿着那条正经路去走。”满舟的回答则很像一个回头浪子的自我反省：“最初，我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社会。在中国，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 这几位“另类少年”对“另类”的理解其实都没有超出《新华字典》的定义范畴。如果“另类”只意味着“正路”之外的“另一条道路”——既不是“邪路”，也不是具有反抗意义的叛逆之路，只是大多数普通人所走的“大路”之外的一条条“小路”，甚至是适合少数更有天赋者的成功“捷径”，那么，中国“另类文化”还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亚文化”意义上的叛逆性呢？ 再有，春树以一身“朋克式”的皮夹克登上《时代》封面，但皮夹克与星巴克咖啡一样，在中国属于高档消费，带着粗拉链的皮夹克，与肮脏、粗犷的工人阶级服饰毫无关系，能够消费得起它们的绝不是“看完演出步行20里回家”的摇滚朋克，而是崇尚时尚的“小资”。正如《时代》文章里所问，“当这个特殊的群体穿着皮夹克，喝着星巴克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矛盾，凭《时代》的一篇文章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揭示，但在春树大胆直白的文字里却可以得到更丰富真切的呈现。由于作者极力追求的“自传体”甚至“日记体”的“实录”风格，使她的表达既具有“客观性”又充满可解读的“症候”，既有独特的个人性，又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人群的共同特征，因而具有了社会精神档案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时代》选择春树为“80后另类代表”也真是选对了。 三 春树的世界里交错着几个矛盾冲突的生活目标：“退学”与“上北大”、“无力”与“有力”、“战死街头”与“去国贸买衣服”。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错乱的迷局，春树左奔右突，上浮下沉，越奋不顾身越显盲目。 “退学”与“上北大” 在春树的履历里，“高中退学”是其作为叛逆青年的首条资历。它显示着春树对正统教育体制和正常社会规范的厌恶和反抗并不是口头上说说的，而是敢于以身试法。 然而，这个职高退学生却反反复复、无限深情地表达她对北大的向往。 “录取我的是一所职高。颐和园附近。离北大西门骑车五分钟。离海淀图书城也不远。当初报那儿的原因一是离北大近（我被北大鬼迷心窍），第二个原因是那个学校的名字里有个“西”字，听着倍感亲切（北大以前有个诗人叫西川，北大地处北京西郊，我又是受了《北大往事》的“毒害”）。” “我喜欢北大。真美。我只有这么说。谢思霓说像一个公园。‘可比公园漂亮多了。’我自豪地说。现在的北大比我初三来时的冬天还美。北大正在举行‘山鹰社’图片展，还有各种义卖和各个社团的招聘，我再一次无比真切地感觉到，如果我属于这里（我就不奢望这里属于我了）该是多么幸福。有一次我们去时正值下课时间，有很多人，我们路过勺园，路过莲花池，就不知道怎么出去了，显而易见我又迷路了！我其实不着急，但谢思霓急，她说她和朋友约好了，我是打死也不在北大问路的，如果我这么一个热爱北大的人问北大学生‘北大门在哪啊？’那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显然，春树心目中的北大寄托了她一切美好的理想：那种具有波斯米亚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传奇的80年代大学生活（《北大往事》）；以海子、骆一禾、戈麦的“诗人之死”构铸的神圣诗歌传统（西川诗歌）；热情奔放的青春探险（“山鹰社”）以及如诗如画的美丽校园——或许这就是春树“想去的地方”，这里有她“期冀着的真正自由”、“想做的工作”以及“想交的朋友”。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与实际的北大有着很大的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现有的教育文化结构中，以北大为代表的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不但垄断了正统的文化资源，也最大程度地包容了异质文化资源。只有在理想中的北大，“离经叛道”、“放浪形骸”才可能是一种被赞许的生活，而不是阴暗堕落的生活。然而，令人绝望的是，在刻板的教育体制下，要想获得这份充满魅力的自由，必须从童年起就放弃自由。只有在高考竞争中高高胜出者才可能获得入场券，也就是说，只有最能恪守规范者最终才有资格超越规范，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春树显然是被淘汰出局者，但是她痴心不改。在《北京娃娃》出版之后，她还在上高考补习班 ，她也一直想通过做记者、写作的方式争取破格录取资格，甚至在新浪网做客因为“特想上北大”而受到揶揄时，春树也表示，北大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现在我没学上，如果北大想要我，我考虑考虑，我也会去的。” 或许在春树的内心里，最深层的焦虑还不是不能“上北大”，而是“没学上”。春树展示给外人的形象是一个无所顾忌、“混不吝”的“小野兽”，但是“退学”这个令普通中学生不敢又佩服的举动，其实也一直是折磨春树的噩梦。 “我又梦到了学校。 “梦中我穿着白裙子，急切地对年级主任和校长说：‘求求你们了，让我上高三吧！’他们无动于衷，而我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就要哭出来。” ……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后来重新上学的高二（6）班的班主任。还梦见我和我父母在外面度假。我在梦中向班主任解释我这一年都干了什么，我说过不会令他们失望的。醒来后我的头变得沉重。这一年，实际上我很令自己失望。我根本没有用心去做什么事情。我根本没有竭尽全力去做什么事情。我好像一直都在享受，却根本没有做什么。” 在梦境的深处，春树需要解释的对象是父母和她的班主任（一个她认为可以理解她的老师），而不是任何一个与“朋克”文化有关的“导师”或朋友。在最脆弱的时刻，她甚至去恳求她所厌恶、鄙夷的年级主任和校长。如果《北京娃娃》确是“实录”的话，那么，春树在“义无反顾”地退学半年后，又曾无可奈何地“复学”。然后，再退学，离家出走，然后又再回来。“我完成了从退学到离家出走的计划，却发现自己依然一无所有，穷途末路” 。 写下这些文字的春树或许会被一些“另类”嘲笑不够强大、不够纯粹，但却有一种令人感动的诚恳。她没有故作姿态，没有强扮潇洒误导同龄人，她甚至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榜样”，“我和我同类走的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当然不是好走的路，但是我坚信我会把这条深渊走向光明大道” 。 正规教育不仅意味着一个“正当的出身”，对于大多数普通的父母师长而言，更是意味着人生“正路”。在《北京娃娃》引起轰动以后，一位网问春树：“你出书以后，你的父母对你的看法有没有改观？有没有把你引以为自豪？”春树的回答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出这本书，他们就感到自豪吧，以前就不会那么疏远，我出了这本书，他们觉得无脸见人。” 春树虽然一直与父母“关系紧张”，但一直想告慰父母 。如何才能告慰父母呢？如果出书不能告慰父母，那么，“上北大”或许能。 然而，为什么在棉棉的内心深处，真正需要告慰的只有父母，只有通过那个父母认同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检验，自己的价值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证明”？其实，在其他几位著名的“80后另类少年”中，又有谁是能真正拒绝正规教育、蔑视社会成功法则的？相比之下，春树当年的退学是最没有退路、最“盲目而奋不顾身”的。作为女孩春树，从职高退学后想上北大，是一种自然的愿望和诚恳的表达，但在“80后少年朋克的文化偶像”、“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新激进分子’代言人”的桂冠之下，春树的“只反‘职高’不反‘北大’”只能说明这是一顶太大的帽子，同时更说明，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没有一种有力的“另类文化”支持“另类”们的选择，在“正统文化”的傲视下，他们自卑不安惶恐无助，不管表面上多么桀骜不逊、特立独行。 “无力”和“有力” 春树在第二部小说《欢乐》里给主人公取名为“春无力”，她说，下一本书她的主人公应叫“春有力”，果然，在第三部作品《抬头望见北斗星》的《自序》里，她说，请叫我“春有力”。那么，什么是“无力”，什么是“有力”，如何从“无力”到“有力”？ 春树有关“有力”和“无力”的说法来自《南方周末》的广告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春树将这句话打在她在网上的个人论坛“春树下”上，并称：“这就是我的信仰，我一定要贯彻它”。后来朱家福在《我爱摇滚乐》的前言里，将这句话改成“无能者无能为力，悲观者靠什么前行”。春树表示，虽然自己更喜欢“原版”的豪迈和自勉，但也认为朱家福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就是怎么做？怎么让无力者有力，怎么让悲观者前行？“光有口号和决心是不够的”，但如何行动，第一步做什么，却是大家共同的疑问。最后，春树认为，行动就是“选择生活”，“我选择，我选择喜欢诗歌；我选择，我选择建个论坛贯彻思想；我选择，我选择就这么呆着”，“是啊是啊，咱们诗人有力量，咱们的青春就是能量”。 《南方周末》作为大众传媒，它所说的“有力”和“无力”完全是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出发的，指的是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而春树所说的“有力”，是亚文化群体的一种“主动选择生活方式”的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强大”，是从另一套价值体系出发的。但是在春树的表述中，你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分别，它们总是混杂地叠加在一起。 在这样的迷乱中，诸如“咱们诗人有力量”豪迈只是一时的，更多的时候，春树挣扎在一种无力感之中，这种无力感主要不是来自亚文化群体常见的“颓废”，而是一种深感自己缺乏现实生存能力的“无用感”，一种处于社会边缘的“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的无能为力。“写诗是精神，生活是物质。我和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已经将两样弄混了。完全的本末倒置使我们的生活悬空。” “诗歌是重要的，但一定是有什么比诗歌还重要的。我在找这个更重要的东西。” 于是，在弥漫的“无力感”背后，一种远比“口号和决心”要切实的力量在不断涌现出来，这就是“我一定要混出来”。 我在想我一定要混出来。我想有钱，因为有钱就能去天津找谭漪他们玩，因为有钱就可以去杭州玩，因为有钱就可以去国贸买我喜欢的衣服，因为有钱就能办我们自己的刊物，还因为有钱就能买我喜欢的唱片，因为有钱就能买我想看的书，因为有钱就能去新东方学英语考托福，因为有钱就能天天上网，我他妈的一定要混出来，一定要混出来！ 先按照正统社会的法则“混出来”，再实现自我选择的自由，如果这就是春树为自己“让无力者有力”的信条最终选择的实践方式的话，那和“小资”们的生活信条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而且，从春树所憧憬的未来图景来看，带有“朋克”色彩的“另类目标”（如办自己的刊物）已经不多，它们与大多数少男少女都向往的考托福、买衣服、上网等混杂在一起，缤纷一片。 最能反映春树价值观念混乱状态的，是她在小说中描写的，“我”由一个在酒桌上遇到的“成功男人”引发的幻想。这是一个“穿着西服的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满脸放光”，据说是做生意的，人大毕业，“特有钱”。不仅有车还有司机，带“我”上了香山。从香山回来后，这个男人在“我”的想像中逐渐长高长大，成为“偶像”—— 这个男人引发了“我”的幻想——他切合了我一部分的目标：聪明、睿智、坚强的意志力、置于死地而后生。如果我们是朋克的话，他就是一个大朋克。我希望有一天走在路上，我们互相对视一眼他向我走过来，然后我们没有说话，他牵起我的手。我们直奔SOGO去买那件红色的皮衣，……从此我算是交好运了，可以在家上网，他关照我的生活起居，我再也不用害怕孤独了，他是我的救星。我一直想遇到这么一个人，哪怕我的灵魂卖给魔鬼。 如果一个标准的“成功人士”是一个“大朋克”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小朋克”是什么？区别大小“朋克”的标志是什么？是否就是有没有“混出来”？“朋克”精神的实质又是什么？是否可以等同于“混出来”的心气和能力？ 还好，没有等春树把“灵魂卖给”魔鬼，她就凭借自己的能力“混出来”了。2004年2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给予春树的荣耀不但提高了她作品在全球的销量，更给了她一个如同“上北大”的“正经身份”。同年6月，她又登上了国内《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8月走进了中央电视台金牌栏目“新闻面对面”。这意味着外国媒体授予春树的“国际身份”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认同。于是，在这一年8月出版的第三本中，“春无力”变成了“春有力”。 然而，“混出来”的春树真的变得“有力”了吗？这个转变的过程让我们看到的其实并不是春树的力量，而是中国大陆也参与其内的全球化秩序巨大的“收编”力量。正如詹明信等后结构主义研究者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无所不能的文化逻辑的统治下，一切改变的企图都是软弱的，一切反抗都不再具有悲剧性。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再对“他者”赶尽杀绝，而是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通过提高“他者”的地位，进行同化和招安。如此看来，从“春无力”到“春有力”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次“游戏规则”之内的“讨价还价”，春树是“混出来”了，其身上的“戾气”也被化解于无形。 “去国贸买衣服”与“战死街头” 春树曾写过一首在网络上流传一时的诗，叫《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写一首有力量的诗》。这首诗的意思在《欢乐》里被表达得更加详尽：“他说你太聪明太不坚定了，你什么都想要。你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谁也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其实我想的很简单，我觉得衣服是美丽的，我也是美丽的。战死街头是有勇气的，穿一条美丽的内裤也不妨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许我的心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互相抵触的思想，它们平等地存在在我的思想中，互相斗争，相安无事。” 如果说“去国贸买衣服”是比“小资还小资”的物质欲望，“战死街头”则是比“朋克还朋克”的精神追求。这两种思想确实一直并存在春树的思想中，但并非相安无事。与大多数“80后”一样，春树一直对物质非常迷恋，在“混出来”以后，迷恋物质的欲望更加张扬，于是有人称之“小资打败了朋克信仰，边缘文化被冲击得上吐下泄。”对此说法，春树表示：“如果他是说我曾经也是个朋克（或是具有朋克精神）的话，那我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真的曾经以朋克自诩过吗？我的‘朋克蜜月’过去了吗？反正我现在是连‘痛苦的信仰’也不听了，我现在听莫文蔚。就是那个天津网上经常写点小资文章的女生们最喜欢的歌。” 不再称自己是“朋克”不是因为像从前那样觉得自己“不够格”，而是不愿意担当“偶像”的责任，像人们对“朋克”要求的那样“苦兮兮”地生活。她要顺从自己的物质欲望，轻松自由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和美好，为此，她甚至不怕以往的“同道”们称为“小资” ，甚至嘲笑“朋克”：“朋克也有时尚，鸡冠头皮夹克马丁鞋嘛！而且在看演出的时候你如果打扮得不够叛逆，很多人的眼神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我就打算下回看演出时穿一身旗袍，看看他们会说什么。” 春树的表达里有一种“愤怒”的情绪，除了自我辩护外，这种愤怒源于一种困惑：为什么“朋克”就不能“去国贸买衣服”？这说明春树对于“朋克文化”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其与贫穷生活的神圣关系缺乏深入的了解。在此，我们需要做一点理论方面的梳理辨析。 产生于英国1970年代的“朋克”与其上承的美国“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都是在与黑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在认同的方面和表现的方式上，“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嬉皮士”是“典型的下层阶级的纨绔子弟”，他们的“佐特（zoot）套装和清爽的“欧洲大陆式男子发型”体现了街角黑人的传统愿望（成功和向上爬）。而“垮掉的一代”像“在路上”的凯鲁亚克（Kerouac）一样，是一群中产阶级大学生青年，他们被城市和他所继承的文化所窒息，因而想远走异地他乡，在那里他们可以像“平民”一样生活、写作和思考。所以，“垮掉的一代”有意穿着破烂，是为了表达一种与贫穷的“神奇关系”，这种贫穷在他们的想像中却构成了“一种神圣的实质”、“一种体面的状态”、“一种圣所。”而在1950年代美国的亚文化向英国传播的过程中，只有“垮掉的一代”这种“与黑人的有点浪漫主义结盟”的产物得到了有效的移植，因为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社区中没有多少黑人存在，与“嬉皮士”相应的环境并不存在。“垮掉的一代”以贫穷为神圣的传统，也成为朋克等英国亚文化群体的精神内核。由于英国强大的工人阶级传统的存在，“朋克”具有显著的“工人阶级特征”，邋遢粗俗，污迹斑斑的夹克，妖艳的透明裤，脱口而出的粗话——这些都是为了与当时盛行的被认为导致了“消费资本主义的控制”格拉姆（glam）摇滚乐过分华丽的生活方式对抗。朋克对异质的黑人文化的迷恋及其对“英国特征”肆无忌惮地否定，“隐秘地从内部威胁着英国的主流文化”，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叛国行为”，因而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朋克”除了“废物”、“小流氓”外还有一个引申的含义，即“无政府主义”。但正像前文所说的，“朋克”与“垮掉的一代”所属的“反正统文化”不同，他们的反抗不是“战死街头”式的直接反抗，而是“象征性的符号对抗”，特殊的服饰是最明显的方式。对朋克们来说，“鸡冠头皮夹克马丁鞋”是对抗的标志，也是从主流社会中自我流放的标志。也就是说，挂戴着这些标志的固然未必是“真朋克”，但没有这些标志，所谓“朋克”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春树的困惑并不仅仅表明她个人对“朋克”文化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解，而是呈现了当代全球青少年亚文化群体的普遍精神危机。如果说“垮掉的一代”背后有一套“供选择的制度”，“朋克”背后有一种“不同意”的文化，在以“新保守主义”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大获全胜”的今天，所谓的“叛逆青年”，他们的身后有什么呢？虽然对他们来说，“战死街头”是美的，“朋克服饰”是酷的，但反抗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也正是春树所问的问题——“可是凭什么坚持？为什么坚持？有什么值得坚持的？” “即使我想战死街头也得有让我战死街头的理由啊” ？ 然而，生命的无聊感却又是如此地让她难以承受：“难道我们的青春真的就要这么度过吗？在北京的城市中消磨吗？在河边散步吗？”这让她即便“没有理由”也萌生出“战死街头”的冲动，“战死街头就意味着像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光想着革命就成，不用想钱、生存、学习、工作这些现实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隐蔽着的乌托邦，不值得提倡。战死街头挺有意思的吧，也比这么呆着强。当然也有人说，战死街头的是傻逼”。 在“去国贸买衣服”和“战死街头”之间的矛盾，典型地体现了“后革命”时代“热血依旧沸腾”的青年的清醒与迷惘、躁动与困顿、现实与疯狂。 在春树看来，“战死街头”理由可能是骗人的，“战死街头”的人可能是傻瓜，因此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即使如此，那种生活依然令人神往——它不仅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甚至是一种更容易的一种生活。因为“革命”是一个群体的乌托邦，“光想着革命就行”，而钱、生存、学习、工作都是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一个“个人如原子”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为“个人”的目标单打独斗。这里没有理直气壮的反抗者，只有“辍学生”、“不良少女”和“混不出来”的失败者，社会将把他们单独击破，其中“能量最大的人”可能被收服招安。曾经被排斥、贬低的“另类”被平静宽容地定义为“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其实正说明他们已经被彻底地“无害化”了。生活在这样的“太平盛世”里， 虽然“国贸的衣服”未必能给春树带来真正的欢乐，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是值得坚持的呢？ 由“朋克”而“小资”，春树的“蜕变”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当下“另类少年”的精神状态。轻蔑和嘲笑都是容易的，但释然却难。在《欢乐》一书的结尾，春无力呓语般地喊道：“战死街头，战死街头”，空洞的口号里充满疲惫。透过茫然和疲惫，或许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更真切的春树，还有她身后那些仍在“冰的世界”里赤身裸体呲哇喊叫的“娃娃”。如果就像春树的好友狗子所说，“每一代人中，都有一小部分人要受这样命运的煎熬” ，那么，是否能有一种东西凝聚他们身上“无能的力量”？否则，单单依靠自己的体温，谁能“在冰的缝隙中做永远的娃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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