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理上来说，文心的担心是多余的。一般来说，女孩在幼年和学龄期间生殖器官尚

　　未发育成熟，且处女膜位置较深，阴道狭窄，成人的阴茎无法进入，因此，即使遭人猥亵、强奸，也很少发生处女膜破裂。另外，目前国内任何体检(包括婚检)都不检查处女膜。

　　从心理层面来看，文心所受的伤害又是难以估量的。因为这段经历使文心感到，自己不再纯洁了，不配得到好男孩的爱。大多数有着类似经历的女孩子都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她们甚至寄希望于广告上所说的“处女膜修补术”，希望通过一个手术结束那段耻辱的经历，重新获得拥有爱与被爱似的权利。

　　然而，处女膜—一层覆盖在阴道口的薄膜，真的能够承载一个女性全部的生命价值吗？

　　在我们的社会中，仍有许多人看重处女膜所代表的“贞操”，因此，文心们对未来的担心就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可以理解。

　　在有些国家里，人们习惯上把完整的处女膜当做处女的标记，有些国家则认为，处女膜是神秘的，它的破坏是冒险，是罪恶。因此，假如一个少女的处女膜在婚前已经破裂，她将受到拷打，甚至被杀。一些房事家还认为，男子与处女相交，可以最大限度地采阴补阳，补身长寿……

　　然而，性学和医学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观念是不正确的。根据临床观察和研究，妇科医生可以向你描述处女膜的17 种形状及其成因，在首次性交中破裂出血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有的人出生时就没有处女膜，有的人处女膜在剧烈运动中被撕裂了，有的人处女膜裂口先天较大较松，……这些女性在新婚之夜都可能不发生出血和疼痛。另外，性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活动，其质量的高低与处女膜本身无关。可见女性因处女膜缺如或破裂而遭受耻辱和虐待，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我国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指出，如果我们深入到性活动和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来看，就会发现，传统的男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社会现实，我们怎么也无法怀疑潘教授的论断。有多少有过婚前或婚外性关系的男性会担心自己的“不洁”无法面对未来的女友和妻子？他会因为社会舆论的指指点点而无法“嫁”人吗？一个男人可以“在婚前有几个恋人，在婚后有几个情人，惟独在结婚时，非要个纯洁得不能再纯洁的女性做妻子”，可是，他的妻子却要为自己的“贞操”负全责……于是，处女膜成了社会实行双重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成了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

　　潘绥铭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什么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这个社会就一定仍然是男女不平等的。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是没有真挚的爱情而言的。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说，只要这个膜没破，其他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潘绥铭教授于1991年和1995年分别调查了北京市所有的大学生，发现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8%至9%，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30%左右。即使在调查前的半年之内，有过性爱抚的人也比真正性交合的人多3倍。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也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双方都仍然是“贞洁”的。结果，一些人为了保持“处女身”，连口交和肛交都做过了，惟独没有插入阴道，因此，他们也就照样陶醉于自己的“贞 操”之中。

　　这种“技术上的处女”，这种“狭义的贞操”难道还不够虚伪，不够荒谬吗？ 现代人的贞操应该是什么？它不应是处女膜形式上的完整，而应是爱的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应该是相互的。

　　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受到强暴的女孩子不是“不贞洁”，而是因无力保护自己受到了伤害，无论她的处女膜是否破裂，她所受到的伤害都是最深切的。这种伤害的本质不是性，而是她做人的权利。假如你的恋人被别人殴打致伤，你最直接的反应会是怀疑他(她)对你失去忠诚吗？

　　并不是每个发生婚前性关系的女孩都是对爱的不忠。如果我们对人性有着更多更深的理解，就会发现，出于无奈、无力、无助和无知，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中的选择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可能正是在这个经历中，一个人学会了珍惜爱与被爱。

　　从人权的角度上来讲，一个人无权要求他(她)的爱人在婚前对他(她)保持忠诚。但是，他(她)有权要求对方在婚后对自己保持忠诚。 当然，每个人都需要在任何时候慎重地作出自己的性决定，但那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负责。